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蒋介石以为机会来了。可美国最后被迫签下《停战协意》。
1954年4月，南亚五国总理应邀聚首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共同讨论了印尼总理倡导的关于“举行一次更广泛的亚非国家会议的可能性”的问题。
发起国：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时间：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地点：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万隆。参会国：包括中国在内一共有25个亚非第三世界国家。
再加上二战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让这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贫穷小国感受了严重的安全危胁，所以，让这些第三世界贫穷的国家团结起来、抱团取暖，统一战线，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亚非拉国家寻求团结，受到了美英等西方老牌帝国的极力阻扰。后来见阻扰不成，他们又把矛头直指新中国。
他们污篾中国有称霸亚洲的野心，说中国是东亚迫切的潜在危协，想让世界都患上“恐华症”，远离新中国。
听说亚非万隆国际会议邀请“新中国”参加，让蒋介石大为光火。这也难怪他生气，因为让新中国参会，置他的“中华民国”于何地呢？不等于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了吗？
蒋介石见抗议无效之后，后来又听说代表团由周总理率队参加，内心一个即大胆又邪恶的念头瞬间产生了。他决定来个“一石二鸟”计划，即能阻止新中国代表团参会，减少和削弱中国新生政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又能实现他多年未遂的夙愿——刺杀要人。断其十指，不如断其一臂。
他赶紧诏见台湾大特务头子毛人凤，要他迅速采取行动，制定刺杀计划。同时与美国中情局密谋，共同采取行动，美国也正好借机一雪朝战之辱。
当得知亚非会议邀请新中国参加以后，政治嗅觉异常敏感的周总理特别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遭到美国的封锁，联合国的排挤，新中国的外交举步唯艰，参加亚非会议对于拓展新中国的外交空间，团结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对于立足世界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周总理积极准备，要组织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印尼参会，并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新，再加上朝鲜战争对国力造成的巨大消耗，真可谓是一穷二白了。前往印尼开会，必须得使用远程飞机才行，而中国还没有这样的飞机，且跟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种远程飞机。最后，选择了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根据行程安排，中方代表团人员先行到达香港后，由香港启德机场登上专机直飞印尼。
在得知周总理要率领代表团前往印尼参会亚非会议，并乘坐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之后，一个针对周总理的刺杀计划悄然展开了。一个化名吴义清的台湾保密局高级特工被秘密派往香港情报站，负责计划实施与安排。
计划始作俑者：美蒋计划执行人：毛人凤、吴义清策划指挥者：台湾保密局驻香港站特务赵斌丞及其手下金建夫协助方：美国中情局直接实施人：香港启德机场飞机检修员周驹，又名周梓铭
针对飞机进行刺杀，无非就是用炸药让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爆炸，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爆炸不仅杀伤力大，而且成功率高，一但计划成功，机上的所有人几无生还可能，万米高空摔也得摔死了。
但要想成功实施这个疯狂的计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很简单：安检。最难的就是安检这一关了。
众所周知，飞机“安检”是很严格的，易燃易爆物品是绝不让带上飞机的。既要能把炸药放上飞机，又能全身而退，神不知鬼不觉，这才是关键。
那么，必须得有一个启德机场内部的人参与实施刺杀计划，否则一切都白搭。常言道，家贼难防，祸起萧墙，就是这一个道理。
吴义清亲自来到香港，指挥台湾保密局驻香港站特务赵斌丞具体落实计划。赵斌丞又指使其手下金建夫去启德机场物色人选，要求必须是能接触到飞机的内部人员。
老话说得好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人的弱点一但被别有用心之人查觉并利用，就会成为致命武器。他们很快注意到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名叫周驹。此人是机场内部的地勤人员，是个光棍，吃喝嫖赌样样不落，且嗜赌如命。好赌者皆爱财。而且此人还生性胆小懦弱，正好可以利用。
这伙特务利用一次赌博的机会，把周驹控制住，瞬间露出狰狞的面目，要他办件事情，把炸药放进飞机。可一听说要刺杀周总理，周驹害怕了。周总理是什么人，谁人不知啊。这不是找死吗？
威逼利诱弱者是保密局特务的看家本领，不同意就剁你几根手指或扔到海里喂鱼。胆小的人最怕别人恫吓了。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关键是钱给的到位，60万港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哦。
再说了，一面是赏你的60万港币，一面是捅你的锋利的匕首，作为普通人，你会如何明智的选择呢？看在“钱大爷”的面子上，周驹战战兢兢地接受了计划。
这个时候，在美国中情局协助下，他们把高爆成牙膏状，让周驹带在身上蒙混过关。并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特务训练，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的飞机结构，教他把炸药放在哪里才不易暴露。
有人也许要问了，难道我们的情报部门都是吃素的，事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吗？当然并非是，他们早就获悉了情报，可是因为当时香港属于英国管辖，我们的特工行动不便，只能再三嘱咐港英政府加强机场防范。
此时，周恩来已经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云南昆明，准备去缅甸访问，然后前往印尼。得到情报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部署。4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命令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外交部，并指示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1955年4月10日午后，中方租用的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印度孟买机场起飞，经停加尔各答。4月11日清晨经停泰国曼谷，然后，从曼谷直飞香港，于中午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港英政府随即对机场加强了保卫。
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毕尽是英国人，不懂得我们中国文化里关于“祸起萧墙”的道理。他们只是加强了机场外围的管控，并没有加强内部安全检查。
飞机降落之后，身为地勤检修人员的周驹就要开始他的工作，并执行他的罪恶任务了。
他像往常一样拿着工具箱气定神闲地走进了安检通道。此前，为避免周驹因胆小而脸红耳热、心慌手抖被人发现，保密局特务还给他服用了镇定药物。
那时候的“安检”肯定不如现在的机器那么先进了，都是人工目测，一看是牙膏自然就放行了。加上，英国人做事向来大大咧咧，戏皮士性格，细心不够。周驹利用检修飞机安全状况之机，乘人不备，迅速把一枚微型定时炸弹“牙膏”，悄悄放进飞机的右轮仓里，并启动了定时装置。这一个动作他已经演练了很多遍了。
1955年4月11日，代表团一行来到香港启德机场，乘上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这一天，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代表团有说有笑，所有人的心情都非常好，即将参加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盛会，令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此次前往印尼，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出国，甚至是第一次坐飞机，自然是难掩激动之情。
中午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缓缓驰出停机坪，向跑道开去，像一只震翅飞翔雄鹰随即呼哮着冲出跑道，腾空而起，冲上蓝天，直飞此次飞行的目的地——印尼首都雅加达，根据距离推测，预计空中飞行时间需要7个小时。
而此时，周总理因临时接受缅甸总理的邀请，去参加非会议前顺道于4月14—16日访问缅甸仰光，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就没有按原计划乘坐这趟航班。
所以，此次参加亚非会议的中方代表团，是兵分两路出发的。周总理率领的是另一路人马，包括外交部长陈毅等人，经停缅甸访问之后再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
其实，根据我方破译的情报早已显示，特务要对我与会代表团进行暗杀，但一开始并不清楚他们暗杀的具体目标和实施方法，是陆路还水路，后来通过破译的情报进一步确认了，他们要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下手了，而且目标直指周总理。
不得不说，人算不如天算，这真的是天意啊！周总理并不在那趟飞机上。天佑我中华民族啊。若不是缅甸总理的临时邀请，敌人的阴谋可能真的要得逞了。
1955年4月11日下午5时30分左右，飞机正在离海面16000多米的上空飞行，从舷窗向外望去，窗外是碧海蓝天，白支悠悠伸手可触，美丽极了。
此时的飞机正在穿越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海域。而就在这时，飞机出事了，右轮仓发生了巨烈爆炸，右机翼随即掉落，飞机失去了平衡。爆炸又引燃了飞机的油箱，瞬间火光冲天，飞机在空中发生爆炸后解体，坠落大海。
4月12日，搜救人员在海面上发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部分残骸。随后，又传来了还有三名幸存者的好消息。他们三人在坠机后，死里逃生，历经千辛万苦才游到了一个无名小岛上。而其他人则全部遇难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发生空难，世界震惊了。是飞机故障还是人为破坏所致，一时间众说纷纭。
黄作梅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郝凤格：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钟步云：总理司机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
在此，让我们向牺牲的烈士们致哀吧，他们的英灵将永载史册，名垂千秋万代。吾辈将永记于心，不能忘也。
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斯塔列茨：波兰记者严斐德：奥地利记者印度机长：杰塔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不单单是国际反动势和台湾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也是对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彻底搞臭了自己的名声和国际声誉。不过他们向来也没什么好名声。
当年，还有两个中方代表团成员差一点就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由于阴差阳错，临时改变了出行计划，才幸免于难。这二人分别是：
他们是1955年4月1日早早就来到了香港，准备采购一些摄影器材和记者团所需的物品。后来根据工作安排，他们打前站，陪同外交部人员提前乘船去了雅加达，才躲过一劫。
也许有人要问了，为什么飞机不从北京出发直飞印尼呢？如果从北京出发的话，啥事都不可能会发生了。
当时是这样考虑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是执飞印度到香港航线的客运班机。中方虽然租用了，但在中方代表团成员上飞机之前，你正常执飞你的客运任务。当我方人员要用飞机了，飞机正好从印度飞往香港启备机场降落，我方人员上机，客运航班转为包机飞往印尼。这样既不会耽误对方的生意，也不耽误我方人员使用飞机，两权齐美啊。
当时也是国家太穷了，财政紧张，外汇严重不足，想省点钱吧。包机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只能说，这次包机计划是有安全漏洞的。指望英国人保障飞要安全，可他们是靠不住的。连蒋介石都经常说，美国人是靠不住的。英国人不也是如此吗？
偌大的一个国家，却连直航印尼的飞机都没有，当时国家的窘境可见一斑了。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自己生产的大飞机，不正常，也不安全。如果我们自己有飞机，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所以，中国发展自己的大飞机，事在必行、迫在眉睫啊。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70年代集全国之力发展的“运10”大飞机计划，又叫“708工程”，用十年就建成了，并于80年首飞，在连续飞行无事故的情况却下马了，胎死腹中。令人愤慨万分。一些官僚说什么“造不如买”，真是不可理喻，鼠目寸光！鼠目寸光！但愿我们的C919大飞机计划一帆风顺，冲向蓝天，冲出中国走向世界，咱们不可以再没有自己的大飞机了。
空难发生后，根据幸存者、印度航空公司飞机维修工程师卡尼克的回忆，写成了回忆录《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是目前唯一本揭示飞机爆炸情况的书籍。我在八十年代就曾看的这本书。
卡尼克在回忆录里写道：忽然轰隆一响，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卡尼克发现机舱里的冷气管开始冒出白烟。卡尼克马上冲进驾驶舱，向机长杰塔报告说，他怀疑是后行李舱起火，杰塔机长异常冷静地命令顿哈前去灭火。领航员派塞克从机舱跑过来报告说，机舱右翼发动机吊舱后面起火。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的大火已经失控，凶猛的火焰席卷整个飞机。当杰塔机长从客舱回来，重新坐到正驾驶的座位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指令是立刻发出飞机失事信号，第二个指令是采取非常措施，让飞机在水上迫降。因为附近没有可以降落的陆地，距离最近的新加坡有350英里。机舱里所有乘客都已经穿上救生衣。正在机舱里查看情况的卡尼克大吃一惊：熊熊燃烧的大火已经接近飞机的主油箱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机身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黄昏的空中不断翻滚着，驾驶舱里已经充满浓烟。机长杰塔、副驾驶员狄克希特在极力控制着飞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在他们最后迫降水面之前，杰塔机长决定再次发出电讯，向雅加达空中管制中心报告他们迫降的确切位置。但是狄克希特发现无线电已经坏了，飞机与地面联系中断，这时距离雅加达约一个半小时的航程。在生死关头的最后瞬间，飞机机舱四壁已经被烤得通红，无数长长的火舌喷来喷去。机长杰塔命令把机舱内的所有紧急出口和乘务组座舱的门统统打开。这时，滚滚黑烟进入座舱和机舱，飞机的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机长想拉平飞机向左转弯企图将飞机降落到附近靠陆地的地方。尽管机长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机身毁坏严重，完全失控，随着一声呼啸，飞机像一团烈火冲向海面，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裂为三段，坠入大海。卡尼克记录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最后时刻。当时，他要打开紧急出口：飞机离水面只有几尺了，连走到机舱门口都来不及了。我很清楚，飞机随时都可能和水面相撞。我只有站在那里，听天由命。心里明知很危险，后面是发动机，飞机一撞到水面，螺旋桨还在转，机身还会前冲，假如飞机一歪，那发动机和螺旋桨就会把驾驶舱打得粉碎。我被关在了领航员室里，无法出去。我突然想到，这回必死无疑了。突然，我听到飞机撞在水面的声音，地板好像翘了起来，我一下子滚到水里。顿时，我觉得有很多金属片从头上掉下来。当卡尼克从水中钻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情景是：在飞机接触水面时，一个机翼脱离了机体，这使得飞机深深扎进了海里，我不敢跳海，虽然当时大约离舱口只有五英尺，我怕被划伤。等到飞机扎入水里之后才游出来，当时我感到无数的东西砸在头上，我不敢冒出水面，又潜游了好一会儿才冒出水面。当时我发现海面上有很多行李箱，着火机翼坠落海面，海面上一片火海，我才想起自己穿着救生衣，我记得那时人人都穿着救生衣，可是即使有救生衣，在乘客舱里的人也没有生还的机会，因为他们上浮的时候会被上顶板挡住。卡尼克能够活下来，那应该是个奇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奇迹般生还的还有两个人：副驾驶员狄克希特在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得以生还。领航员派塞克也从坠海的飞机中死里逃生。他们3个人彼此鼓励着，在鲨鱼出没的大海中，在落日余晖下，朝着远处的岛屿游去，最后终于游到一个无名小岛，被当地土著居民救助，最终被送到了英国商船太朴号上，并从那里被英国一艘参加克什米尔公主号搜救任务的护卫舰丹皮尔号接走。
从幸存者名单能够准确的看出，他们都是坐在飞机前面的驾驶室领航室里，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坐在客舱里，爆炸发生在后面发动机附近，大火产生的浓烟瞬间淹没了机舱导致很多人滞息而死。在爆炸、大火、浓烟，又是高空条件的多重作用下，最后导致在机舱里的8位中方代表团成员当场全部牺牲了。
随后，空难事件的调查工作迅速展开了。找到残骇之后，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取证，直到1955年5月25日，才最终确定空难起因：系外部爆炸装置造成的飞机失事。这么明显的爆炸，尽然要用一个多月才得出空难原因，令人费解。
兹事体大，中方在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派出精干力量，以熊向晖为首同香港警察一道侦破此案。誓要抓住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以告慰逝者英灵。
1，这一暗害阴谋是由蒋介石集团的特工机关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主持暗杀事件的人叫赵斌丞，直接指挥的人叫金建夫，具体执行放置炸弹的人是香港启德机场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2，用来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小型定时燃烧炸弹，这批炸弹是4月5日由台湾“保密局”交给从基隆开出的太古轮船公司航轮“四川号”秘密运往香港的。运抵香港之后，交给了“保密局”下属的“香港情报站”，他们把这批炸弹存放在香港西营盘第三街178号1楼一个名叫张祖顺的住处，以后由“香港情报站”派特工李益民前往领取，最后转交周驹。3，“香港情报站”曾于事先指令特工许缜训练周驹安置此项炸弹的方法。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前，在极为短促的时间内，将此炸弹置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一个机翼的油箱附近。
没想到中方的情报如此详细，令港英当局非常吃惊。之前早就提醒过他们，有特务要炸飞机，叫他们加强防范，可惜他们粗心大意终酿大祸，令人痛心。福尔摩斯的故事，终究是虚构的。
可当他们到达香港启德机场的时候，启德机场的人说，周驹已经有一个星期不来上班了。他的家里也没人。周驹突然人间蒸发，踪迹全无了。
而此时，距1955年4月11日空难发生已逝去一个月了。而案件调查直到1955年5月25日才给出“空难系外部爆炸装置造成”的结论。这太不正常了。
周驹有足够的时间用来逃跑。再说台湾特务也不可能坐视不理，眼看着让他被抓住，这是他们搞破坏的直接证据。没有铁的证据，你指责谁呢？只能是哑巴亏啊。
而这个周驹呢，就在调查结论得出的前一个星期，即1955年5月17日，在台湾特务的帮助下，坐飞机离开香港逃去了台湾。
为什么一个多月的时间才确定空难系爆炸所致？为什么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抓人呢？中方的情报为什么英方置之不理？
首先，这次亚非会议是第三世界国家抱团取暖，反冷战，反殖民，反霸权，寻团结、求独立的一次世界性会议。英国是老牌殖民国家，之所以能快速地发展起来，完全是靠侵略殖民地，靠吸殖民地的血，掠夺殖民地的资源所得而发家的。二战以后，他的殖民地在不断缩小，诸如印度、澳大利亚等三十多个海外殖民地相继独立，他当然坚决反对亚非会议的召开了。一个团结的第三世界对他们是极为不利的。
虽然此前迫于中方的压力，也传讯过周驹，但并没有拘押就放了。加上美英的“兄弟”关系，美蒋暗中苟合，迫于美方的压力，英国是消极破案，能拖则拖，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直到中方出示确切周详的情报，才让他们无话可说，不得不对周驹实施抓捕，可为时已晚了。
周驹逃跑之后，中方向英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把周驹从台湾引渡到香港接受审判，可英方以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为由拒绝了。凶手就这样消遥法外，“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想想都令人气愤啊。
周驹逃到台湾以后，死性不改，很快花光了赏金，与1993年在台湾家中孤独寂寞地死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周驹，而是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反动派，周驹只是被他们利用的刀枪罢了。
不得不说，贪婪是人性的毒瘤啊，不仅会伤及自己，还会伤及别人。伤及自己是自作自受，伤及别人那就是犯罪了。
特务当时为啥不把周驹杀了，过河拆桥、杀人死口不是他们常干的事情吗？干嘛冒那么大风险，费那么大劲帮他偷渡到台湾呢？就不怕中途计划失败发生意外，露出狐狸尾巴吗？是良心发现了？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汉白玉纪念碑，碑的正面是周总理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中国代表团8位成员的名字、简历和殉难经过，他们分别是：沈建图、黄作梅、李丙衡、杜宏、郝凤格、钟步云、石志昂、李肇基。在碑文的最后，写到：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最终，亚非会议顺利召开，并取得伟大的成功。中国展示了大国风范，互不侵犯的五项根本原则得到了与会各国的一致认可。中国外交冲出包围，迈向世界。
